2018/4/19

張大春 見字如來‧美好在

聯合國現場》告別綠色革命,轉向生態農業│糧農組織FAO推動新一波農業科學革命


「源自綠色革命的食物生產體系仰賴龐大的外部資源,也讓環境付出高昂的代價。土壤、森林、水源、空氣品質與生物多樣性都持續退化。」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主席達席瓦(José Graziano da Silva)敲響喪鐘,「不計任何代價、只追求產量的模式並沒有消弭飢餓,而肥胖症成了全球的流行病。」

上週在糧農組織羅馬總部舉行的第二屆「生態農業研討會」上,負責引導全球食農趨勢的達席瓦對著來自72國的政府代表、上千名與會者表示:「我們需要改變當前生產與消費食物的體系,轉向能夠提供健康、營養食物,保護環境的永續體系。」

兼顧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生態農業」(Agroecology)是開啟轉型大門的鑰匙。

糧農組織主席達席瓦敲響綠色革命的喪鐘(攝影/鄭傑憶)

生態農業,把落入邊陲的農人拉回核心

「生態農業」指的是,運用生態科學來研究、設計和管理永續農業與食物體系。在這寬鬆的定義下,依循不同的在地條件百花齊放。「因此我們需要對話,讓不同的論點相互參照,然後匯聚共識。」力推生態農業的法國前農業部長勒佛(Stephane Le Foll)表示。
糧農組織在2014年首次舉辦「生態農業研討會」後,接續的三年中在拉美、北美、非洲、亞洲、歐洲分別舉辦了七場區域性研討會。法、德、義,中國、南韓以及絕大多數中南美洲,目前全球共有28個國家訂立了推動生態農業的相關法律。
生態農業模式多樣,但關鍵思維有志一同:把落入邊陲的農人拉回核心。農業重拾全觀的視野,同時串起經濟、社會和文化功能,擺脫單面向只追求產量、經濟效益的短視近利。與綠色革命由上而下抹去各地差異的標準化技術不同,生態農業借重地方脈絡以及鑲嵌在農人身上的知識與技術。

「綠色革命」沒解決飢餓問題,環境、健康代價高,無法永續發展

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的研究員柏洛葛(Norman Borlaug)在1958年研發出麥稈矮、產量大的小麥,高產的稻米隨後在洛克斐勒與福特基金會位在菲律賓的「稻米研究中心」(IRRI)誕生。這波「綠色革命」填飽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嬰兒潮的肚皮,人口大增但挨餓的人減少。
多年豐饒飽足的表象下卻是百病叢生的環境,土壤惡化、水源枯竭、肥料和農藥污染日益嚴重,產量的增長後繼無力。農田的革命拉動了畜牧業發展,人類越來越像肉食動物,多肉、多糖、過鹹的加工食品讓營養與健康付出代價,農業也淪為全球暖化的兇手之一
農業產量大增,人數銳減的農夫卻是越來越邊緣化,農村消失,地景衰頹,重工輕農的經濟發展政策拉大城鄉差距,農人往不平等的低端滑落。

必須擴大生態農業規模,不獨厚集中式的大農

為了挽救因綠色革命而付出的環境、健康與經濟、社會代價,第二屆生態農業研討會主席迪亞斯(Braulio Ferreira de Souza Dias)指出,「我們已經到了轉折點,現在就必須擴大生態農業的規模。」小農、家庭農業將扮演關鍵的角色,不獨厚集中式的大農。
以高產量為招牌的綠色革命進行了60多年,不只沒有解決飢餓問題,確保糧食安全與人民營養健康的期待也落空。糧農組織認為,若延續這條道路,勢必無法達到聯合國設下的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SDG)。距離期限只剩下12年,全球糧食體系不能不改變。

糧農組織將推動生態農業(攝影/鄭傑憶)

知識傳播以農夫為中心,培育種子教師,農夫教農夫

食指浩繁的印度經歷過綠色革命的盛況。但農人仰賴大量的化肥、化學農藥,投資成本日增,一旦收成不佳入不敷出,逼得許多農人走上自殺的絕路。
瀕臨孟加拉灣的安德拉邦是印度的糧倉,不斷攀升的投資拉高務農風險,壓縮獲利機率。安德拉邦的農業官員卡瑪(Vijay Kamar)表示:「我們推動的『零預算自然農法』從降低農藥、肥料與灌溉成本著手,透過害物整合管理(IPM)、無農藥管理(NPM)和社區永續農業管理(CMSA)協助農人轉型。」
「農夫少用藥,消費者也可以吃到更安全的食物,一舉兩得,」卡瑪說,「同時我們也保護了大地之母。」
卡瑪口中的「自然農法」並非放任由大自然接手,而是融合了專家研究與農民傳統知識。提高光合作用的成效、利用當地牛隻的排泄物來增加土壤的肥沃度,並用生物材質覆蓋土壤保住含水分與微生物。「而這些知識與技術的傳播,都是透過農夫教農夫來擴大規模。」

接地氣且嚴謹的科學研究、政府參與都是關鍵

零預算自然農法在2015年啟動時,安德拉邦政府訓練了8000名農夫,由他們返鄉接棒傳播技術,經過二年多的一傳十、十傳百滾雪球效應,現在有16萬農夫加入陣營。卡瑪承認,在人口眾多的印度這還是少數,「改變不是一夕間,但持續二十年,數目相當可觀。」

身為政策設計者,卡瑪提醒,「要擴大規模,政府的參與絕對是關鍵。」還要公民社會團結,當人數越來越多,「必須透過社會資本將農民組織起來,」否則即使再成功的例子,上億的散兵游勇也無法翻轉既有的體制。

接地氣且嚴謹的科學研究少不了,定期的土壤分析外,卡瑪指出:「2017年的調查顯示,所有參與的農民都反映成本下降了,88%的農人說產量增加。」但長期的效應還需要更精細的數據收集與分析。

在地球的另一端,來自非洲塞內加爾的恩戴亞(Gora Ndiaye)本身就是農夫,在糧農組織的協助下,興辦田間學校分享生態農業的經驗給其他同行。

生態農業把農業從邊陲拉回核心(攝影/鄭傑憶)

農業失去農民,農民失去農地

推動模式雷同、目標一致,但附著在農夫身上的知識、技術因地而異,不再拘泥於固定的慣行套數。「農夫是活在地方上,而不是活在產業中,」創新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羅許(Bruno Losch)表示。地方風土外,還有當地其他生產者、消費者的互動,交織於在地脈絡,生態農業才可能枝繁葉茂,培養迎接極端氣候、市場波動等挑戰的韌性(resilience)。
來自厄瓜多的阿梅茲克(Roberto Gorthaire Amezcue)在慢食組織的協助下,結合消費者與生產者的集體行動來推廣生態農業,「農夫要受訓之外,消費者也要學著擔起責任。了解什麼是公平貿易,讓農夫得到應有的尊重。」

當中南美洲、亞洲與非洲的農民賣力爭回一席之地,來自西班牙的生態農業研究員托蕾茉察(Eva Torremocha)沈痛地說:「在歐洲,農夫瀕臨絕種。我們正在失去農夫、農夫失去尊嚴。農夫生產的食物餵養我們,我們卻在剝削他們。如果沒有農夫,誰來餵養我們?」
在現代社會中,托蕾茉察主張,「食農體系要同時關注農村與城市,不該排除任何人。」她認為,必須以扶植小農的地方政策發展在地、短距離的「食物鏈」。

轉移對慣行農法的補貼,生態農業不再昂貴

為綠色革命開疆闢土鋪路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堅持,小農無法達到規模、缺少經濟效益,拉高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慢食的主張更被批為「菁英主義」,不顧市井小民的生計。

「綠色革命的糧食便宜是因為有政府補貼,把這些補助轉移過來,生態農業就不再昂貴。」厄瓜多農夫阿梅茲克點出當前低價的食農體系是仰仗政策支持。況且,若把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營養失衡與健康問題等外部成本計入,「慣行農法的代價其實非常高。」

來自西非馬利(Mali)的農民運動者庫里貝利(Ibrahima Coulibaly)呼應,「早在1920年就有專家提出生態農業,卻因為後起之秀綠色革命有政策支持,生態農業束之高閣。」他還點出,不只農民在消失中,「農地也在消失中,如果政府不遏止農地掠奪,生態農業只是空談。」
「還有種子,農人不能自由取得種子,就不可能有生態農業。」塞內加爾的農人古洛(Marion Guillou)痛陳。即使生態農業順利在地方脈絡中開枝散葉,「但沒有改變自由貿易的體系,廉價的進口產品就足以壓垮農人的任何希望。」

就像印度需要公民社會支撐農業轉型,庫里貝利說,「推動由下而上的生態農業,必須有民主空間,但在許多發展中國家,農人沒有權力。」

慣行農法的廉價產品是仰賴政府補貼(攝影/鄭傑憶)

壯大生態農業,須避免大廠控制的「慣行」規模化

改革需要壯大生態農業實力,好與當前的大農抗衡。然而,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執行長阿爾貝茲(Markus Arbenz)指出潛在的矛盾,「一旦生態農業往規模化推,很可能再度落入大規模企業掌控的局勢。」
殷鑑不遠,小眾的有機農業轉為大眾產品後,小農反倒逐漸不敵食品工業、大型零售業的價格競爭。有機走上慣行集中式規模化的經營老路。

上千位來自五大洲的農人、專家、官員在羅馬熱烈討論生態農業之際,中國、歐盟與美國接續對德國拜耳收購美國孟山都的提案開了綠燈。這起高達二兆新台幣、比台灣中央政府一年總預算還高的併購案,將催生全球最大的農化公司,掌握1/3種子、1/4的農藥、1/4的肥料市場。想扭轉食農體系,一座大山已經擋在眼前。

糧農組織的大會堂裡,大衛們長篇大論商討擊敗巨人歌力亞的計謀。身為綠色革命推手,美國代表言簡意賅拋出一句:「你們想要達到什麼目的?」和農業巨人同一陣線的還有加拿大、阿根廷。

法、義、中,友邦布吉納法索支持生態農業,台灣往哪裡走?

綠色革命主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農業發展,但越來越多的案例與研究突顯,身為「常態科學」的慣行農法面臨越來越多危機,已經到了典範轉移的關鍵時刻。糧農組織允諾,將推動資源往生態農業轉移,以實證研究的科學證據支持最新一波的農業科學革命。

除了去年在G7高峰會允諾推動生態農業的法國,向來以生物多樣化自豪的義大利也表示支持。蔡英文總統即將出訪非洲卻無緣前往的友邦布吉納法索也說,在貧瘠環境下,生態農業是未來出路。積極與會的中國同樣贊成。

從歐洲、亞洲、拉美到非洲,無論富裕或困窘,都有國家選擇了生態農業。台灣呢?在食農典範轉移的十字路口,曾自認以農立國的台灣要往哪裡走?

法國與台灣友邦布吉納法索支持生態農業(攝影/鄭傑憶)

上下游駐義大利特約記者 鄭傑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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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幻想用營養丸果腹的城市書生,在義大利領悟「我吃故我在」。
從書房到廚房,從市場到農場,探索盤中飧、禾下土、人與物的社會學想像。政大政治學碩士、羅馬Sapienza大學社會學博士,教育部公費留學生,曾任中央通訊社駐義大利特約記者。
更多關於地中海豔陽下的新鮮事:https://www.facebook.com/solemediterraneo

以色列研究:減吃肉比消除廚餘、食物浪費好處更多

2018/3/27 — 13:05
現時,全球估計有三分之一人類糧食被丟棄與浪費,但最新刊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 (PNAS) 》的研究指,我們仍有一個最大的浪費源頭未有將之計算在內,而這因素正是我們的膳食選擇。

以色列 Weizmann 科學研究學院的研究團隊首次定義和量化膳食選擇造成的浪費,並稱之為「機會性食物損失 (opportunity food loss) 」。該概念受經濟學「機會成本」所啟發。在決策過程中,人會面臨多項選擇,當中被放棄而價值最高的選擇正是所謂的機會成本。而機會性食物損失源於人類使用農業土地生產肉類,而不是營養相若的植物性糧食。

該報告指,單在美國,如果完全避免機會性食物損失,即用植物性糧食代替所有當地人類消費的動物性食物,將能以相同土地資源產出更多糧食,可餵飽額外 3.5 億人,數字超過美國 3.257 億總人口。

團隊將生產五大類動物性食物牛肉、豬肉、乳製品、家禽和雞蛋,與生產有類似蛋白質、卡路里和微量元素等營養價值的植物性糧食所需之資源進行比較。團隊發現,以植物為基礎的替代糧食每英畝可產生多 2-20 倍的蛋白質。

當中分別最明顯的是牛肉。團隊將之與提供相似營養成份的大豆、馬鈴薯、蔗糖、花生和大蒜適當比例混合糧食對為比較後,發現在相同的土地,這些產物可為人類提供 100 克蛋白質,但牛肉則只產出 4 克蛋白質,顯示使用每一單位農業土地生產牛肉而非替代植物會造成 96% 的機會性食物損失。

其餘未能用營養類似的植物性糧食替代其他動物性食品的預估損失也很大:豬肉為 90% 、牛奶為 75% 、家禽為 50% 、雞蛋為 40% ,數字遠高於所有傳統糧食浪費的總和。主導研究的 Alon Shepon 博士指,分析表明改吃植物性糧食會產出更多糧食,其好處甚至比消除所有傳統定義的食物浪費更多。另一有份參與研究的學者 Ron Milo 指,如果我們想要提高全球糧食安全與增加飲食選擇,就必須衡量機會性食物損失。

是次研究亦與過去多個研究的結論相似。上周刊於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的研究指, 20% 美國人的膳食製造的碳排放,是該國飲食相關溫室氣體排放量 46% ,而這些碳排放大部份源於高牛肉消耗。去年蘇格蘭的研究也指出,減少養反芻動物騰出土地作其他用途可吸收更多碳,緩減氣候問題。
來源:
Phys.org, Food waste: The biggest loss could be what you choose to put in your mouth, 26 March 2018
報告:
Shepon, A., Eshel, G. & Milo, R. (2018).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animal based diets exceeds all food losses. PNAS March 26, 2018. 201713820. doi: 10.1073/pnas.1713820115
文/Alan Chiu 、審核/Edward Ho